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导读：
7月20日河南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灾情不断变化，基金会的救灾行动逐渐转向全流程多领域。
8月11日下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此次救灾前线救援中心总指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讲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本次救灾响应中的整体情况，包含不同阶段的行动策略，各方协作情况和未来工作计划。
▲本文经受访者确认发布，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CFF：请介绍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响应此次河南洪灾截至目前的总体进展情况。
王军：自7月16日开始，河南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密切着关注灾情进展。7月20日下午4点，我会的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即提出申请，启动基金会内部三级灾害响应机制，动员最近4支人道救援网络成员的救援队赶赴巩义市米河镇，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派出第一梯队4人赶赴灾区。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与一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沟通启动募款工作。7月21日凌晨2点左右，我们在4个筹款平台上发起了筹款的倡议。
坚持投入村庄恢复工作
7月21日，国家根据对灾情的评估，提升了响应级别，我们也迅速把我们的行动提升到会内二级响应，全基金会都行动起来，郑文凯会长亲自参与动员，刘文奎副会长兼秘书长任河南洪涝灾害救援总指挥，其他秘书处成员负责筹款、传播、后勤等工作，我带队赶赴河南负责一线救援的指挥工作。7月21日，我会的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巩义、建立巩义工作站，并迅速联合2家人道救援网络伙伴投入救灾工作。随着灾情信息的回传，扶贫基金会先后共派出3批58人赶赴灾区一线投入救援。截至目前，尚有32位同事还坚守在工作一线。
在我会加强力量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动员我们的人道救援网络赶赴灾区。人道救援网络成立于2014年，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是由国内外多家公益组织为了共同响应灾害而组建的一个救灾联合体。在这次灾害中，网络中有30支队伍267人赶赴河南的各个区县，在巩义、荥阳、洛阳、新乡、鹤壁等地开展救援工作。
为方便我会在河南水灾一线开展救援指挥工作，7月22日抵达河南的当天，我们在巩义设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洪涝灾害救援前线指挥部。在离重灾区较近、受灾不是很严重的洛阳，我们设立了采购中心，负责接收和采购大批量的灾区所需物资。在巩义、荥阳、洛阳、新乡、鹤壁等多个地方设立工作站，来接收和发放救灾物资。这些工作站由人道救援网络的伙伴们负责运营，基金会也派出一些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去协助。
参与以工代赈项目的部分村民（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
这么多年灾害救援，扶贫基金会对灾难救援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基金会自身不直接进行生命救援，而是调集各方资源，尽可能快的为受灾群众解决吃、住、行等迫切的生活需求，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虽不直接进行生命救援，但基金会支持人道救援网络中有生命救援能力的成员去开展生命救援，如曙光救援队、杭州滴水公益海豚救援队、邓州救援队、青岛西海岸救援队等专业队伍，这些伙伴在接到我们的召集后第一时间携带冲锋舟等专业设备，赶到了河南。
在紧急救援阶段，我们当然是根据受灾群众和受灾地区的特点来响应需求。我们的一般原则是响应受灾群众最急迫、最刚性的一些需求。在购买物资方面，我们希望购买或接受的物资或是刚需，或是能够长远地发挥一些价值百科和作用，不购买那些几天后就用途不大的物资。这几天下来，我们购买了发动机、抽水机、折叠床、凉席、凉被、弥雾机、下水连体衣等物资。这次大规模的洪水来得很突然，大水漫灌，第一时间把居民家里包括粮食在内的物资都浸过了。灾民在灾后回到家园后都面临着没有食物吃的困境，因此我们发放了很多面油包、方便面等食物。
在水灾特别严重的地区，大量的动物也被淹死，漂浮在水面上，这也导致水浸过的家庭用品可能沾染病毒等而无法继续使用。因此我们捐赠了一些夏凉被、衣物和我们制作的“家庭保障箱”。“家庭保障箱”内有毛巾、牙刷、牙膏、女性卫生用品等生活保障物资。
CFF：当前灾区正处于过渡安置阶段，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次参与救灾的主要项目包括物资发放、热餐供应、设备援助、以工代赈、消杀防疫这几大类，为什么主要聚焦这些项目？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很好地运用了“以工代赈”这一模式，请介绍一下这一行动的思路和进展。
王军：这次灾情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做大量的清淤工作。在巩义、荥阳等区域，由于大量的降雨，水冲垮了大量的桥梁和道路，大量的淤泥淤积在路上和居民家里，有的家里的淤泥达到一两米深。这些淤泥的清理需要巨大的人工工作量，淤泥不清理完，居民就无法返回家园。在灾后这炎热的夏天里，淤泥的堆积也可能导致疾病的蔓延。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迅速地调研并推出了“重振家园行动—灾后以工代赈项目”。灾情发生后，灾民们需要回来清理家园，这也使他们丧失了工作收入。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我们以给予生活补助的方式来弥补因灾造成的收入困境，鼓励灾民们尽快回来清理家园，自救互助。
这个项目推出之后确实非常受欢迎，原计划是用1000万元支持100个村庄，但在报名开启后三天之内就收到约4500个村庄的有效报名信息，面对这样巨大的需求，我们认识到这个项目很切中灾区的实际需求。我们也迅速地跟更多的捐赠人去沟通，获取认可和支持，在第一期支持100个村庄的基础上，我们又新支持了520个村庄。这个项目应该是整个灾区救援中的一个非常切合实际需求、同时形式创新的项目，获得了受灾群众和各界的很多好评。
我们这次为什么快速推出“以工代赈”项目？这么多年来，我和团队参与救灾，也在思考各类救灾方式。在参与前几年的菲律宾飓风引起塔克洛班岛屿水灾救援中，当地也是需要尽快地清理岛上的动物尸体和污水等，以防疾病。我们当时就了解到台湾慈济等机构发起了以工代赈，给予灾民们金钱资助，鼓励他们自己来清理家园。外界的援助总是没那么及时，如果本地大量的民众参与进来的话，清理速度就会加快。在那次救灾中，以工代赈发挥的效果就非常好，灾区当时很快得到清理和恢复，受灾群众也有了一些收入。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样的模式引入到我们的救灾工作中。
应对这次河南的水灾，这种模式派上了用场。我们迅速地调研需求，发现清理淤泥需要巨大的工作量，有些村庄可能需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在提出“以工代赈”的项目设想之后，我们迅速抽调会内得力的人员组建团队赶赴灾区，当天加班到凌晨4点，制作出14页的项目操作手册，之后就发布公告来接受报名。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同620个受支持的村庄全部签订了合同，拨付了项目资金，各个村庄的项目都在执行过程中，过几天可能会有数据来展示多少受灾群众参与以工代赈来清理家园。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一项目的效果还是特别好的。
在清理淤泥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只靠人工去清理淤泥是非常慢的，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尸体的腐败味也变得特别浓厚，我们决定加速清淤速度，投入更多的机械。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使用一些小型的、能进入村庄的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能够加快清淤的进程。根据我们在以往的经验，这些设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往往有大量的需求，未来还可以产生长远的收益。
既着眼于当下加快家园清理的速度，同时也着眼于未来能给村庄带来收益，我们把救灾和发展结合起来，推出了“重振家园行动—设备援助项目”，向受灾严重、清理淤泥工作量大的村庄捐赠设备。这个项目起初捐赠了50套设备，每套设备含1台小型挖掘机和1台小型装载机。项目实施后，我们看到反馈过来的效果非常好，后来又陆续增加到了80套。整个灾区的受灾面很广，各个地方都需要这种设备。对于这些设备的发放地点，我们优先分配给了郑州巩义、荥阳等丘陵地带，这些地方受暴雨影响，泥石流把道路、桥梁、房屋等冲垮，淤泥堆积严重。而后续发生洪灾的新乡、鹤壁一带，因地处平原，淤积现象较轻。
从扶贫工作的视角来看，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在灾后重建阶段和未来持续发挥作用，我们的策略是把这些设备捐赠给村集体（合作社）作为全村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当前在过渡安置阶段，这些设备被用于清理淤泥。如果本村清淤工作完成，乡政府有权利引导这些设备用于别的村庄开展清淤。在未来的灾后重建阶段，如果这些合作社有能力去运营这些设备用于灾后重建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能力，基金会也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协议，这些设备可以由乡镇政府协助推荐给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乡镇政府也要负责保底来保障租金不低于市场价。以运营捐赠机械设备所获收入为基础，我们会建立一个防返贫基金，来优先援助这次因灾返贫的农户和以前的脱贫人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在当前的过渡安置阶段，除了开展“重振家园行动”中的“以工代赈”和“设备援助”项目外，我们也开展了消杀防疫、热餐供应、净水等工作。我们在巩义等地寻求饭店来承接购买服务，在灾区为灾民进行热餐供应，截至3天前，大概供应了6000人次的热餐服务。近日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现在很多服务点已经关闭了。
这次灾害的另一个特点是对饮用水源造成了重大影响，大水过后，有很多水井等设施被冲垮，也有污水倒灌入地下水的现象，我们就购买了净水设备来帮助居民清洁用水。我昨天跟防疫部门沟通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地下水质预估至少三、四个月才能恢复到平常，甚至更久。当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抽水洗井工作，并且后续还要消毒和检测后，才能重新供居民饮用。
总结起来，7月20日进入紧急救灾阶段后，我们第一时间购买和配置了大量物资，随着灾情进入过渡安置阶段，基金会开展了以工代赈、清淤设备援助、消杀防疫、净水等行动。
一般在灾害发生一个月后，我们会结束第一阶段的救灾工作，开始规划灾后重建。当前，我们就正处于紧急救灾和过渡安置阶段的尾声，但疫情使得我们行动起来非常不便。我们会更晚地结束这一阶段工作，预计最晚在8月20日结束一线救灾，所有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成都、长沙的驻地进行休整，同时谋划我们第二阶段——灾后重建的工作。
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多年的经验，我们已经启动了灾区受灾状况评估和灾后重建调研报告项目，这一项目正由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牵头，预期在8月20日左右发布报告。
CFF：在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开展的这些工作中，如何做到高效递送慈善服务、精准匹配救灾需求？
王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在一开始最难做到的就是能够精准地了解到灾区的需求，根据需求迅速地响应。灾区需求的变化很快，及时根据需求调整工作，这对于救灾来说十分重要。
为了精确、快速地把握需求，精准响应，我们随着灾情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策略。在紧急救援阶段，我们会第一时间派人到实地了解情况，我们团队7月21日就到了河南。这次水灾和地震的特点不一样，地震时房子震垮或震裂以后，里面的东西搬出来还可以用；但水灾发生，被水泡过以后，基本上家里什么都不能用了，很多东西也都不在了，所以灾民转移出来要吃、要住。但是到底食物的需求有多少，衣服、住房的需求有多少，这些数据在大灾背景下，要从一个很小的切面去了解是很难的。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局主管的基金会，我们这次发挥了乡村振兴体系的优势，第一时间就向国家乡村振兴局做了报告。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主要领导肯定了我们快速响应工作，作出了批示，亲自做了一些部署与安排，协调河南省乡村振兴局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很快就对接到各个市、县乡村振兴局，通过相应的政府部门，迅速地从宏观层面了解到各地的受灾情况和需求。我们在洛阳同步建立了采购中心，物资需求一反馈过来，我们就联系之前备灾时已建立关系的供应商去调集，然后迅速下单，很快就运送到灾区。
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要求和原则，就是收到捐赠或购买的物资，三天之内必须要发到村民手里。一般是属地的工作站和政府对接好之后，政府协助安排联系人，物资由运输队直接运到相应的村里。运到的时候政府已经协助我们做出了分配方案，东西很快就发下去了。
需求的快速获取、投递的精准、发放的快速，都有赖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家乡村振兴局体系下的系统优势。除此以外，我们也发挥了人员优势。人道救援网络中的的很多伙伴来协助我们在荥阳、巩义、鹤壁等地的站点发放物资。灾情发生之后，我们还迅速调集大量责任心强的员工到达一线，协助人道救援网络的伙伴一起发放物资。
紧急救援阶段的“精准”是要快速而精确地把物资发放下去，保证灾民的生活。随着部分地区灾情进入过渡安置阶段，通过调研，我们也迅速发现了灾区新的需求。比如刚刚提到的“重振家园行动——灾后以工代赈项目”，项目背景是我们了解到清淤工作紧迫而又需要巨大的工作量，我们认为这件事情需要尽快动员，让更多人更加主动地参与进去。我们推出以工代赈，核心诉求是希望以补助的方式来鼓励、激发居民实现自我救助。从我们发起动议到项目落地，只有两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地，首先得益于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一支非常好的团队，五六个得力的同事迅速被调集，由一位很有战斗力的同志来牵头商议规则。
更重要的是，这么大规模的补贴发放离不开政府体系的支持，共同去识别哪些村庄最需要，哪些不需要。我们发挥了乡村振兴局系统的优势，它们在项目发布当天就通知了所有受灾县，基于灾情以乡镇为单位申请项目，再由各县的乡村振兴局对不同村庄的受灾轻重程度进行排序。
选择以乡镇为申请单位，是考虑当时县里受灾严重，主要集中力量在前线工作，可能没有人来对接基金会。但是以乡镇为申请单位，各个镇的具体情况和受灾轻重程度又很难识别。这时各县的乡村振兴局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期项目申报截止后第二天，它们对村庄受灾轻重程度的排序就出来了，基于此，我们迅速地选择和支持了100个村庄。后来我们跟县里充分沟通，又确定了第二批资助村庄。能够这么快速地对接上需求，体现了体系的优势。
我们也做了热餐供应和消杀防疫。热餐供应确实能够精准地满足受灾群众的餐饮需求，但操作难度非常大。第一是要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愿意来做饭，在大灾后整个灾区都很混乱的情况下，这是有些难度的。第二是要集中这么多人来供餐用餐，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保障食品安全的难度也不小。尤其是水灾后，地下的管网水受到污染、无法饮用，被大水漫过的菜也不干净。没有干净的水和菜，会带来很大风险。
这也导致我们做热餐供应要有政策保障。比如说要协调县里的卫生部门来把关，水源的安全性、过程的取样，卫生部门都要介入。与政府协调的过程中，基金会要有一定的担当，这样的项目能够很好地满足受灾群众的需求，但潜在的安全问题也带给基金会很大压力。在思考、权衡之后，我们认为要尽可能去规范、防范，但不能因为担心有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迅速开了几个供应热餐的项目点，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消杀防疫工作也需要巨大的人力投入。这次我们快速地反应消杀防疫工作是依赖于人道救援网络的成员多、机构多。根据各地方的需求，我们在灾情最开始的三到五天去支持这些伙伴们发放物资。当物资需求被大部分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支持这些伙伴去做消杀。通过掌握灾区救灾需求的变化，基金会及时地调整了策略。当大家都在供应物资，物资已经不是非常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了灾区需要我们做的别的一些事情。
CFF：中国扶贫基金会建立了人道救援网络，网络里有很多一线救援伙伴，如曙光救援队等。这次河南洪灾救援，这些救援队的表现如何？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救援队之间在各个救灾阶段有哪些联动？
王军：这一次人道救援网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启动灾害响应的第一时间，7月20日下午4点，我们就及时联络到人道救援网络在平顶山的一个组织，请他们迅速到一线评估这次水灾的情况。同时，对河南附近省份有救灾能力很强的组织，我们也迅速召集它们到一线来。这次我们总共动员支持了30支人道救援网络的救援队赶赴一线。
作为一个平台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能够帮助这些救援队在一线对接政府、开展工作。我们迅速地跟政府搭建了平台，这些救援队来到灾区后，我们就按照基金会救援体系来支持、帮助他们做他们擅长的事情。对曙光救援队、邓州救援队、杭州滴水公益海豚救援队以及青岛西海岸救援队等拥有专业团队和设备的救援队，我们就支持他们去做生命救援。还有大量的救援队不做生命救援，而是开展社区服务，我们也迅速把他们安排到各个工作站上，去帮助我们了解一线的需求，同时帮助我们把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成为我们整个救灾链条的一部分。
随着物资发放告一段落，我们又根据新的需求有了热餐供应、消杀防疫、净水计划等，这些都是我们支持人道救援网络成员，根据灾民需求来做的项目，发挥了基金会和网络成员彼此之间的优势。
CFF：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次在支付宝公益平台、腾讯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平台和阿里公益平台紧急上线了河南暴雨灾害救援行动，得到广大爱心网友的踊跃支持。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间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方面的合作是否已经形成模式和机制？
王军：7月20日下午4时，河南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应急响应，我们便立即开始响应并发起筹款倡议，同时和各互联网平台进行沟通。到7月21日凌晨2点，我们在支付宝公益、新浪公益、阿里公益和腾讯公益这4家互联网平台上线筹款项目，截至今天（8月11日）累计筹款1.25亿元。对我们来说，这是历次大灾以来公众对灾害关注度和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次。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平台已经合作多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相互非常了解和信任，他们相信我们的救灾专业度。在灾害发生时，平台也会第一时间关注灾害变化，启动内部响应机制来迅速和基金会对接，匹配专业团队并启动应急工作机制，配合我们迅速上线河南救灾项目。我们在了解灾区需求和最新进展后，基本上每两天或一天都会与平台负责人沟通联系，平台会根据我们的建议，对线上筹款平台进行调整和优化，调整哪些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以及调整上线项目的类别、筹款额度限制等，把控平台整体筹款节奏。
平台也会听取我们的一些建议来优化工作，引导公众合理捐赠，保护公众捐款热情，给公众创造一个更好的、更便利的平台。平台也会帮助进行公众监督，督促我们把捐款使用好。基金会和平台彼此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
CFF： 在政社协同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最早一批与民政部协同救灾的基金会之一。这次河南洪灾应对，中国扶贫基金会除了和乡村振兴系统之外，与民政、应急管理部门有哪些协同表现？
王军：应急管理部是负责协调整个灾害救援的最重要的力量。7月25日，应急管理部门在郑州召开了民间救援信息沟通会，河南省应急管理部门、各民间救援力量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张强教授等参与会议。因救灾行动不便，我们都在线上参会，积极参与配合，汇报救援情况和提供救灾建议，统一信息，协调物资调配和救援。
关于政社协同开展救灾，根据我们自身的体系，基金会是第一时间向业务主管单位——国家乡村振兴局进行汇报，获得它们的肯定和支持，对我们开展救援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从监管角度，民政部门是我们的登记注册单位。我们及时向民政部门报备工作，同时在整个救援行动中，我们都是及时将筹款进展、费用支出、救援行动等列明详细数据，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向它们汇报工作。
CFF：这次的河南救灾中，和以往的灾害救援有什么不一样吗？至今20多天的救灾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遇到过哪些困难？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王军：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救灾工作，参与汶川、玉树、彝良、鲁甸以及芦山地震救灾，第一时间我都参与了紧急救援，负责了灾后重建。
这一次救灾跟以往不同，首先是三到四种灾害叠加，使我们的救援变得非常难。有水灾，有新冠疫情，还有洪水过后大量动物尸体腐烂造成的细菌感染三种灾害。另外，7月31日晚上，鹤壁、新乡等地还发生了强对流天气，遇到13~15级大风，风大到什么程度？我当时看到树都是连根拔起，好多村庄的树是成片的倒塌。
第二是天气影响，这次灾害发生在七八月，夏天最热的时候，河南最高温有时高达40多度，在酷热下工作对我们体力的消耗很大。
第三是心理压力。大家出去救援的时候接触到很多人，新冠病例的出现使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对于一线的同志是一种考验。
应对这些考验和变化，中国扶贫基金会做了很多调整和尝试，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最开始我们的一线总指挥部设在巩义，采购中心在洛阳，设有七八个不同的工作站点，团队每天都有三四十人在各站点和巩义之间来回跑。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整个灾区行动是非常不便的，如果个别地方陷入封锁和限制出入，基金会就无法行动。
为了因对变化和突发状况，我们迅速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分散到不同站点，洛阳有十几人，巩义有十几人，新乡有十几个人，鹤壁也有十几个人，每个地方自成体系，每天早晚线上开会来讨论工作安排和同步信息。虽然我在一线的整体指挥工作遇到了难度，不及面对面高效，但这能有效规避疫情带来的限制和影响，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还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作开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和战术。
CFF： 在当前的过渡安置阶段和未来的灾后重建阶段，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将开展哪些工作？对行业和基金会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王军：7月底8月初，河南各地区的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还在紧急救援阶段，有些地方已经到了过渡安置阶段，开始规划如何重建。
我们在救援的同时也在思考下一步还要做哪些工作。根据以往经验，在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就已经联系了张强教授，启动灾区受灾状况评估和灾后重建调研报告项目。最近我也到偃师、巩义、荥阳、辉县、浚县、淇县等地，尽可能多看不同地方的受灾情况，做大量调研。
未来可能有几个工作方向：
第一是泥石流冲垮了大量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方面会做一些修复和重建工作。
第二是教育方面，对中小学的校园修整进行援助，并加强防灾减灾教育。很多学校损毁严重，急需清洁修整。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经常会有洪水，几年就有一次大小不一的水灾，需要加强中小学生的减灾防灾意识。
第三是产业帮扶。暴雨和洪水淹没了很多农田，使当地种植业、养殖业都受到严重损失。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产业帮扶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积累，刘文奎秘书长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书里，也梳理了我们二十年来带着团队在一线工作的记录和总结。所以我们未来对灾区的产业帮扶和乡村振兴都会有动作，但目前还在规划中，暂时还没有落地。
这次水灾跟以往地震等自然灾害救灾不大一样，人员伤亡虽然不像地震那么多，但受灾面很广，财产损失巨大，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这需要整个公益慈善和基金会行业中的大家一起努力，做好灾害应对和防灾减灾教育，提高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采访 | 霍英泽、霍霍
整理 | 陈倩仪、谭婕
原标题：救灾一线灾区需求快速变化公益基金会如何回应
